熟悉魏晉歷史的人對“竹林七賢”絕不陌生，魏主曹芳正始年間（公元240年—公元249年四月），嵇康、山濤、阮籍、阮咸、王戎、向秀、劉伶這七位志趣相投的名士遠離塵囂，時常相聚于山陽縣（今河南輝縣、修武一帶）的竹林之中，他們以飲酒服藥為樂、從探討玄理當中尋求寄托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時代精神，并被后人推崇，稱這種精神為“魏晉風度”。
翻開《晉書》，可以發(fā)現(xiàn)七人多有乖張荒誕之舉：阮籍守喪時大快朵頤；劉伶裸身會客毫不羞恥；阮咸身穿重孝騎馬追求相好的婢女，種種行為不拘禮節(jié)、完全隨性，令時人覺得不可理喻，也讓今人目瞪口呆，但卻無損于“七賢”的美名。
為何會有如此尊稱？可以肯定的是，七人的消極避世不等于他們是渾渾噩噩之輩，魏晉時代墮落的渾渾噩噩之輩很多，石崇炫富斗富、和嶠患有“錢癖”、王衍尸位素餐、晉武帝司馬炎羊車望幸公開售官，上層權(quán)貴只知享樂無甚作為，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亡國之舉。反觀山濤、阮籍，雖然飲酒服藥，但卻具備敏銳的政治目光，能夠看穿司馬懿稱病是隱忍待發(fā)，不久預言應驗；山濤又告誡司馬炎平吳后罷武備兵的政策將帶來災禍，日后在八王之亂中同樣一語成讖。試問，如果沒有平日里的韜光養(yǎng)晦，又何來這種敏銳性呢？
再者，眾所周知的原因，七賢避世是因不愿依附司馬氏一族，充當篡位權(quán)臣的“金字招牌”。七賢中的嵇康，“人以為龍章鳳姿，天質(zhì)自然”，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載其上山采藥時因氣質(zhì)非凡還被樵夫誤認為是神仙。嵇康既是名士，又娶曹操曾孫女為妻，成為皇親國戚，在身處囹圄后三千太學生為之請愿，其名聲、威望也可見一斑。但嵇康不滿政治黑暗，對與司馬昭沆瀣一氣的潁川大族子弟鐘會熟視無睹，寧肯以打鐵為樂，也要逃避做官。曹魏后期，司馬氏大肆誅殺異己清除親曹勢力，司馬昭的岳父、著名經(jīng)學家王肅對《孔子家語》進行作注與編纂，趁機偽造孔子言論，為司馬氏篡位營造合法的理論依據(jù)，更為有識之士所不齒。
故而嵇康聽聞山濤出仕投靠司馬昭后，寫下了著名的傳世名篇，即絕交信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。在信中，他陳述了若干條不會出仕的理由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坦言自己時常“非湯武而薄周孔”，通過非難圣賢反對禮教，實則指桑罵槐，這種舉動也必將導致為已經(jīng)被司馬氏所玷污的世俗禮教所不容。比起李密在《陳情表》中“大打孝親牌”的懷柔方法，嵇康敢于對司馬昭的黑暗統(tǒng)治公開劃界與“正面開火”，因呂安冤案赴死之際面不改色，刑場上泰然彈奏名曲《廣陵散》，這種堅守大義的正氣與凜然的傲骨之風，讓世人永遠記住了這位嵇康嵇叔夜。試想，如果沒有嵇康的“威武不能屈”，“竹林七賢”在中國文化歷史中的地位也必將大打折扣。
除了嵇康之外，劉伶亦作《酒德頌》堅決對抗禮教，他又終生酗酒、裸身狂放，把自己塑造成一個酒鬼、瘋子的形象，加之其家世普通，基本沒有政治影響力，所以最終躲過出仕。而被迫出仕的阮籍，雖然曾為司馬昭作《勸進表》被后世詬病，但他與山濤類似，同屬無奈之舉，也不是所有的事都聽由擺布。阮籍以五言的《詠懷詩》作宣泄工具，以酒為對抗的武器，雖然出仕，但卻要求擔任職務普通的步兵校尉，理由是步兵營的廚師“善釀，有貯酒三百斛”；司馬昭為司馬炎求婚，欲與阮籍結(jié)為兒女親家，阮籍故意酗酒大醉六十日，此事最終不了了之。阮籍又不斷向禮教挑釁，在為母親服喪期間于司馬昭的宴席上公然喝酒吃肉，視詆毀自己的何曾為無物；鐘會數(shù)次誣陷，也都因酒醉豁免。阮籍參觀楚漢古戰(zhàn)場，發(fā)出了“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”的嘆息之語，在他心中，何曾、鐘會乃至司馬昭也不過是些只配用“白眼”相向的豎子罷了。
值得欣慰的是，迫于政治壓力，七人雖然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但彼此感情深厚可昭日月。嵇康與山濤絕交，不過這種絕交非“管寧割席”式的蔑視與鄙夷，相反，嵇康理解朋友的苦衷與無奈，臨刑前將自己的兒女托付給山濤，山濤也沒有辜負好友的重托，成就了一段可與“管鮑之交”相媲美的歷史佳話；被迫出仕的向秀，日后重新游歷至眾人當初聚首的山陽舊地，作《思舊賦》追思被冤殺的嵇康、呂安；王戎任尚書令后途經(jīng)幾人曾經(jīng)暢飲的黃公酒壚時同樣勾起前事傷感不已，日后王戎的極度斂財，或許也是一種變相宣泄與自保手段。
“竹林七賢”的故事已歷千年，但至今也為后人津津樂道，試想一下，山陽縣的密林深處，七個寬袍大袖的人在此躲避世俗、遠離塵囂，他們痛飲美酒、乘興作詩、探討哲理、感受生命，構(gòu)成一幅大眾企盼的理想生活圖景。在那個僭越禮教即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時代，在那個權(quán)臣把持朝廷的黑暗時期，他們就像是這片翠綠的竹林，讓人感到清雅淡泊、寧靜致遠，也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添上了頗為燦爛的一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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